职务犯罪量刑规范化调研报告



职务犯罪量刑规范化调研报告 
论文提要:
规范刑罚裁量权,增强量刑的公开性,实现量刑均衡,是维护司法公正的迫切需要。由最高人民法院牵头,我国司法界于2003年开始进行量刑规范化改革,从试点到全面推行历经了七年的时间。在新的历史时期,完善量刑规范化原则、适度扩大量刑规范化适用范围,对推进依法治国具有重要意义。
近年来,经过“两高”调研,职务犯罪案件轻刑适用比例偏高,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司法公信力的提升。最高人民法院高度重视职务犯罪量刑处罚问题,已经陆续出台了相关规定,规范职务犯罪的刑罚裁量权。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于2009年3月联合发布《关于办理职务犯罪案件认定自首、立功等量刑情节若干问题的意见》,就职务犯罪自首、立功、如实交待犯罪事实、赃款赃物追缴等量刑情节的认定和处理问题,提出了具体意见。2010年2月,最高人民法院发布《关于贯彻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若干意见》,要求严格掌握职务犯罪法定减轻处罚情节的认定标准与减轻处罚的幅度,严格控制依法减轻处罚后判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适用缓刑的范围,切实规范职务犯罪缓免刑的适用。2010年10月,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国家安全部、司法部共同下发了《关于规范量刑程序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十五类常见罪名的量刑规范化改革开始在全国法院全面试行。2012年8月,“两高”发布《关于办理职务犯罪案件严格适用缓刑、免予刑事处罚若干问题的意见》,进一步规范贪污贿赂、渎职等职务犯罪案件缓刑、免予刑事处罚的适用。顺应人民群众对量刑公开的迫切要求,试行职务犯罪量刑规范化的条件已经具备。
本文从梳理本院近三年职务犯罪案件量刑现状切入,结合实践分析职务犯罪案件量刑存在的问题,寻求对策,提出建议,旨在为上级法院制定相关指导意见提供一些思路。
 
以下正文:
职务犯罪具有极大的危害性,向来为人民群众所深恶痛绝,依法严惩职务犯罪是民心所向。党和国家越来越强调对职务犯罪的社会控制,但是通过司法控制职务犯罪仍然是重要途径。实现司法控制职务犯罪,就必须做到量刑公开公正,确保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政治效果的统一。结合基层司法实践,研究职务犯罪刑事责任法律适用即量刑的现状,从法律适用层面进行法律思考,提出具有可操作性的解决问题的对策和办法,是基层法院主动作为、破解难题的司法自信。
一、 职务犯罪的量刑现状
职务犯罪,指国家工作人员和其他在社会团体、企业和事业单位中依照法律、法规或者组织章程等从事公职的人员,在履行职责过程中,利用职务上的便利,滥用职权,或者由于不正确履行职权所实施的违背职责要求的依照刑法规定理应受刑罚处罚的行为总称。重点罪名有贪污罪、受贿罪、挪用公款罪、行贿罪、介绍贿赂罪、渎职罪、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
量刑,即刑罚裁量,是指人民法院对犯罪分子依法裁量决定刑罚的一种审判活动。量刑在刑事审判中具有重要作用,量刑的偏差或者失当,都会对刑罚目的的实现造成不良影响,量刑正确,就可以有效地实现预防犯罪的刑罚目的。
我们把有关司法机关在对职务犯罪刑事责任法律适用过程中,因为一些不合法或不合理的因素而对被告人处以缓刑和免予刑事处罚等比较轻的刑罚的趋势,叫做轻刑化。
2010年至2012年XX法院共受理职务犯罪案件84件,其中公诉机关撤回起诉1件,改变罪名4件,其余79件均以职务犯罪判处。涉案罪犯96人,其中判处免予刑事处罚的27人,占罪犯总人数的28%;判处罚金刑4人,占罪犯总人数的4%;判处缓刑26人,占罪犯总人数的27%;判处有期徒刑实刑的39人,占罪犯总人数的41%。可以看出,过去三年我院在职务犯罪量刑方面,存在“两高”   调研的结论,缓刑、免予刑事处罚的轻刑适用率占犯罪人数的55%,轻刑适用率偏高。总结分析上述案件的量刑情况,存在以下问题:
1、量刑情节审查不严
自首、立功、坦白等量刑情节的认定把关不严,其中自首情节尤为突出。通过对近三年我院审理的职务犯罪案件的处理情况来看,法院对职务犯罪案件中自首的认定尺度不严,40%的案件都认定了自首情节;而很多案件中认定自首的材料不规范不充分,未能严格依照法律规定及司法解释规定的条件来认定。基本上犯罪嫌疑人在纪委期间如实交代了犯罪事实且由纪委书面出具了投案自首材料就认定为自首。
2、部分案件罪刑不相适应
职务犯罪案件刑期幅度较大,导致量刑弹性过大,一定程度上导致裁判的随意性,从而影响判决的公平、公正。以贪污罪为例,个人贪污数额在十万元以上的,刑罚的规定是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对于情节特别严重的,甚至可以处死刑。但对犯罪分子判处有期徒刑、无期徒刑还是死刑,目前没有明确的标准,使得法官对自由裁量权很难把握。
职务犯罪中的贪污贿赂案件主要以犯罪数额确定量刑幅度,导致部分案件量刑失衡。一方面,某些案件犯罪数额虽然相差不大,但由于其他犯罪情节轻重不同,导致其社会危害性差别很大。而现行刑法主要以犯罪数额确定量刑幅度,造成犯罪数额相同社会危害性不同的犯罪,只能在一个量刑幅度内判刑,不能做到不同案件不同处理。另一方面,某些案件犯罪数额虽然不同,但因情节不同使得这些案件的社会危害性相当,但又不能在一个量刑幅度内量刑,从而导致部分案件罪刑不相适应。
3、非监禁刑适用过多、适用条件把握不准
我院近三年职务犯罪案件涉案的96名罪犯中,免予刑事处罚的27人,判处罚金刑、缓刑的30人,缓、免刑率高达59%。
对非监禁刑的适用条件的把握尺度也不统一。减轻处罚后适用缓刑的情况较多,如贪污、受贿犯罪数额在10万元以上被减轻处罚判处缓刑。甚至个别渎职案件造成较大数额财产损失仍被定罪免刑。对数罪并罚的案件适用缓刑的情况也存在。
此外,判处非监禁刑案件还存在交付执行不规范的问题。法院作出非监禁刑判决后,没有及时与执行机关沟通对接,导致个别案件没有交付执行。此外,由于法官思想上不重视导致工作疏忽,使个别案件在没有制作审前调查报告的情况下就宣判,社区矫正工作形同虚设。
4、财产刑适用不规范
目前我国对职务犯罪财产刑处罚主要是没收财产和罚金两种,但其适用的范围较窄,主要对单位犯罪适用,并且刑法对职务犯罪规定的是可以并处财产刑而不是必须并处财产刑,在具体数额上也没有规定,这就给司法人员进行裁量提供了较大的空间,可能导致职务犯罪分子逃避经济上的惩罚,从而对其减轻了刑罚,使法律权威被践踏。实践中,职务犯罪财产刑的适用率不高,如犯贪污、受贿罪,个人犯罪数额在五万元以上的,就可以并处没收财产,但在司法实践中,并处没收财产的情况少之又少。此外,被告人是否主动缴纳财产刑对主刑影响比较大,实践中,被告人主动缴纳罚金或没收财产的,往往可以适用缓刑,甚至得到单处罚金的轻判。
二、职务犯罪轻刑化的成因分析
(一)主观原因
1、刑事司法理念陈旧
法官对职务犯罪的危害性认识不深刻,在案件处理上,往往认为职务犯罪分子已被开除了公职,无论从经济上还是社会地位上都受到了应有的惩罚,因此存在法外恤情的情况,主要表现为以下三种方式:一是重定罪轻量刑。实践中,不少司法人员认为只要量刑在法定幅度内,多判几年少判几年无关紧要。二是重主刑轻附加刑。有的法官认为附加刑是附带性质的,要么空判无法执行,要么没有实际意义,可有可无。三是对职务犯罪危害性认识不足。少数法官将职务犯罪案件等同于普通刑事案件审理,没有认识到职务犯罪社会关注程度高、敏感性强,以及处理不当可能导致较大负面影响等因素。在量刑时认为犯罪分子已经丧失公职身份,失去再次犯罪、危害社会的可能,因此适用非监禁刑。四是对刑罚功能认识不全面。有的法官过分强调刑罚功利性功能,没有准确把握刑罚惩罚性和预防性之间的主次关系,突出刑罚功利性、轻缓化、个别化,未认识到刑罚的惩罚本质,惩罚功能发挥不足。
2、法官司法实践能力不强
刑事法官队伍整体素质尚需不断提高。由于刑事审判工作的严要求、高标准,特别是有些职务犯罪案件、经济犯罪案件,所涉知识面广、关系复杂,有些法官未接受过正规的、系统的法律教育,在认知能力上及对法律的准确把握度不高,对新类型、复杂的案件缺乏分析的理论基础,还有很多一线法官刚刚走出校门,社会经验、审判经验都很欠缺,对移送审查的案件往往审查不仔细,审查工作流于形式,有些案件过于依赖公诉机关提供的证据,对证据的存疑往往忽略不计。此外,有的审判人员在办理案件中,经不起考验,办金钱案、人情案,致使违法适用缓刑和适用缓刑不当的案件逐年增多。
(二)客观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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